溯江千里觅知音——忆唐文权老师
一段学术知音的千里相遇，照亮了无数后继者的治学之路。
1983年初秋，一艘从南京驶往武汉的江轮破开长江水面，唐文权站在甲板上，眺望着溯江而上的风景。这是他举家西迁武汉的行程，也是他学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。
身旁是两个兴奋不已的儿子，他们第一次乘坐长途江轮，对沿途的一切充满好奇。而唐文权的心中，则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忐忑——章开沅先生的大力举荐，才使他这个苏州的普通语文教师得以踏入著名学府的殿堂。
01 伯乐与千里马：章开沅与唐文权的相遇
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章开沅先生从苏州引进唐文权老师，是史坛的一段佳话。
“文革”的动荡岁月里，唐文权执教于苏州市一中，却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沉潜于中国近代史研究。他对章太炎思想的浓厚兴趣，促使他通过学者汤志钧介绍，与在北京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工作的章开沅先生开始通信论学。
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80年初。章开沅为写作《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》一文，到苏州档案馆查阅资料，与唐文权有了直接接触。
原本委托代订旅馆的简单事宜，变成了亲如家人的接待——唐文权执意邀请章先生住在自己家中，只因他家离档案馆近，一日三餐更方便。
通过这次朝夕相处，章开沅凭直觉认定唐文权有学术潜力。1981年10月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昌举行，唐文权提交的论文获得与会专家好评，这使章先生下定了引进他的决心。
然而，引进之路并不平坦。尽管苏州市教育局同意放人，但湖北省教育厅却因唐文权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文凭而拒绝批准。
关键时刻，章开沅先生趁教育部一位司长到校考察之机，汇报了这一困境。同为知名学者的张舜徽先生也仗义执言：“说自己连中学文凭都没有，当年还是照旧被聘为教授。”
这两位先生的求贤若渴，最终感动了教育部的领导，协调解决了调动问题。
02 苏州时光：发愤著述的岁月
1983年春，我同朱英兄遵章师之命，与刘望龄老师一道去苏州整理苏州商会档案，结识了文权老师。
刚过不惑之年的文权老师，中等个，面皮白净，气质儒雅，身体则较为羸弱。熟了方知，他曾患过比较严重的胃病，胃部动过大手术。
尽管是业余研究历史，但他学有所成，已在《中国哲学》《哲学研究》等权威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关于章太炎研究的一组论文，引起史学界关注。
文权老师一家住在位于老城区的一所旧式民居，两层楼房，业已破旧。一进门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共用的客厅，光线不太好。屋内老式楼梯既陡又窄，上下楼都得非常小心。
苏州老式民居最不方便的，便是没有专门的厕所，都得自备马桶。每天清晨出门，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马桶。这是旧时苏州一景，现在已彻底改观了。
就是在这般艰苦的条件下，唐文权夜以继日，发愤著述。江南人杰地灵的涵育，造就了他扎实的文史功底，对苏州当地的风土人情、历史典故也异常熟悉。遇有问题，请教于他，往往能迎刃而解。
03 华师十载：学术生命的绽放
文权老师举家西迁来武汉任教后，便进入了可能是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。
这十年中，他一边忙于给研究生和助教进修班开课，一边忙于科研，孜孜矻矻，笔耕不辍。
他或独撰，或与人合作，先后出版了《章太炎思想研究》、《雷铁厓集》、《东方的觉醒：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》、《平凡的神圣：陶行知》、《觉醒与迷雾：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》等专著，尚有散见于报刊的30余篇论文。
他同校外资深学者也有多项合作，如与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共同编辑《辛亥人物碑传集》《民国人物碑传集》二书；协助汤志钧先生校辑《梁启超全集》等。
他率先在华中师大历史所（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）发起编辑出版的 “辛亥人物文集丛书” ，该丛书至今仍在持续出版，成为华师出版社影响极大的学术品牌之一。
他文笔精湛，或许是由于长期教语文的缘故，遣词造句格外讲究，文章可读性极强，颇类于章开沅先生。
每有新作出，我都会认真拜读，尤其留心琢磨他文章的写法，从中学到不少论文写作技巧。
04 师者风范：温暖的人文关怀
在苏州期间，文权老师在生活上对我们照顾有加，经常和夫人洪宝珠老师请我们去他家小聚，用可口的苏州家常菜招待我们。
为了替我们改善生活，记不得是中秋还是什么节日，文权老师夫妇执意要在苏州城内最好的餐厅“松鹤楼”设宴招待我们。
那天宴席上吃到的几道苏帮名菜，如松鼠鳜鱼、碧螺虾仁、樱桃肉、响油鳝糊、雪花蟹斗、银鱼莼菜羹等，至今难忘。
文权老师特意介绍，松鹤楼的银鱼和莼菜均采自太湖，江南人的“莼鲈之思”，“莼”即指莼菜羹，味道特别鲜美。
尝尝果真如此。似乎打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苏菜了。当时大家收入都很低，文权老师夫妇如此隆重招待我们，不知要破费多少，现在想来还很不好意思。
一个夏日，刘望龄老师和文权老师带我和朱英一路游学，来到扬州师院拜访祁龙威先生，住在师院招待所。
因天气炎热，晚上相约到屋顶纳凉，在如水的月光下，两位老师对我们能成为章先生的研究生，慰勉有加，鼓励我们一定要刻苦向学，争取学有所成。
文权老师还特别提到，他能有机会到武汉加盟华师历史所，跟随章先生治学，机会难得，虽已人到中年，但定会倍加努力，不负师恩。
那晚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而三位老师都已先后驾鹤西去，令人怅然不已！
05 生命终章：未尽才华的遗憾
文权老师本来身体就不太好，又如此长期超负荷运转，自然难支，最终被病魔击倒。
他是于1993年11月因患胆囊癌肝转移而病逝的，年仅53岁。我的岳母于那年6月去世，所患的病同文权老师的病几乎一模一样，逝世时也只有53岁！
所以，那年，我经历了双重生离死别的悲哀：一是至亲，一为同事。
他的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《杨会文与清末佛教革新运动》，在他去世两年后由《中国文化》杂志刊发。
编辑在文末特别注明：“唐文权先生此文写于1992年，当年秋天寄给本刊，因顾及篇幅，在编辑部压了一些时间，后与他联系，不意唐先生已成古人，实在令人感到意外。兹将全篇一字不易地刊出，以资追念。”
此文是文权老师有代表性的遗作。若不是天妒英才，过早离世，文权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着实无可限量！
记得那次与文权老师一家同游庐山的经历。两天后，我从苏州出发，和他们在九江会合，共游庐山后，再一起从九江搭船返回武汉。
沿途溯江而上，饱览长江风光，几家人聚在一起，热闹异常。
如今，三十余年过去，那艘溯江而上的轮船早已抵达终点，但唐文权老师的学术精神与人格风范，依然在无数学者心中延续着旅程。
他的一生恰如鲍叔牙与管仲的知音之交，被作为佳话流传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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