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学》诠释和中晚明的朱子学与阳明学辩争

xinwen.mobi · 发表于 6 天前

这是一篇关于《大学》诠释以及中晚明时期朱子学与阳明学辩争的阐述文章。

格物与致知：《大学》诠释之争与中晚明的思想变局
《大学》作为儒家“四书”之首，以其简明而宏大的“三纲领、八条目”架构，为后世儒者提供了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终极蓝图与心法。然而，正是这部纲领性的经典，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，尤其是在中晚明时期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大辩论。这场辩论的核心，围绕着对《大学》文本，特别是“格物致知”的诠释权而展开，其对立双方，正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朱熹理学与新兴的陆王心学。

一、诠释的基石：朱子学的“格物穷理”体系
朱熹对《大学》的贡献是划时代的。他不仅将其提升到“四书”的核心地位，更通过“补传”的方式，为“格物致知”一章增添了长达134字的著名注释，从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

“即物穷理”的认知路径：在朱子看来，“格物”即“即物而穷其理”，接触事物并深入探究其背后的“天理”；“致知”则是推极吾心之知，使心中的认知能力得以完全扩展。这是一个由外而内、积习而成的过程。

“心与理为二”的哲学预设：朱子学的前提是“性即理”，但心中的“性理”需要通过对万物之“理”的探究才能被唤醒和印证。天理是客观存在于宇宙万物（包括人伦社会）中的普遍法则，而人心需要通过“格物”的功夫去认识它、符合它。因此，“心”与“理”在本质上是二分的关系，需要通过“格物”作为桥梁来连接。

“读书讲学”的为学方法：基于此，朱子的为学之道强调向外用功，包括读书、考据、讨论、观察事物等。通过今日格一物、明日格一物的积累，最终达到“豁然贯通”，万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。这套方法论极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，为士人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见的成圣阶梯。

朱子的《大学》诠释，以其严密的体系，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的正统学说，奠定了数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为模式。

二、诠释的革命：阳明学的“致良知”转向
到了明代中叶，王阳明在经历了“格竹子”失败的困惑与“龙场悟道”的顿彻后，对朱子的《大学》诠释产生了根本性质疑。他认为朱子的路径将心与理分离，导致学问支离破碎，使人“外心以求理”，终身无有所得。由此，他发动了一场诠释学的革命。

“心即理”的本体论翻转：阳明的核心命题是“心即理”。他认为，天理并不外在于人心，它本就内在于每个人的心中。“至善”是心之本体，求理不应向外，而应向内反省。

“格物即正心”的新解：基于“心即理”，阳明对“格物”作出了全新的解释。他认为“格者，正也”，即纠正、克服；“物者，事也”，即心之所发的意念活动。因此，“格物”不是在事物上研究道理，而是“正其不正以归于正”，即在内心萌发的意念处下功夫，祛除人欲之私，恢复心体之本然（天理）。

“致知”即“致良知”：阳明将“致知”的“知”明确为每个人内心本有的“良知”。良知是是非之心、不虑而知、不学而能的本体性道德判断力。“致知”就是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”，将内在的良知推行、贯彻到一切行为与事物之中。如此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。

“知行合一”的功夫论：在这一新诠释下，“知”与“行”被统一起来。真知必然包含着行动，行动本身就是知的完成。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都是一件事在不同层面的展现，其核心枢纽在于“致良知”。

阳明的诠释，将成圣的根据从外部权威（经典、圣贤）彻底转向了内在主体（良知），极大地高扬了人的道德自主性，简化了成圣的功夫，所谓“满街都是圣人”。

三、思想的交锋：中晚明的朱王辩争
阳明学一出，便与占据统治地位的朱子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辩论。这场辩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“格物”之争：这是最核心的冲突。朱子后学指责阳明将“格物”训为“正心”，是篡改经典、师心自用，抛弃了读书穷理的必要性，会导致空疏狂妄的流弊。阳明及其门人则反驳，朱子的“即物穷理”是“义外”之学，让人迷失于章句训诂之中，而丧失了真正的道德本心。

“心与理”之争：朱子学坚持“性即理”，认为理是公共的、客观的；心是具理的，但气禀不同，心有善恶。阳明学主张“心即理”，认为心、性、理是同一的，心体本自至善。前者强调理的超越性与普遍性，后者强调理的内在性与主体性。

功夫路径之争：朱子学主张“道问学”优先，通过广泛学习来涵养德性，功夫是渐进、积累的。阳明学则主张“尊德性”为本，先立其大，确认良知本体，功夫是直接、简易的。这场辩论也被视为南宋“朱陆之辩”在明代的延续与深化。

对《大学》古本的立场：朱子认为《大学》旧本有错简，故重新调整章节并作“补传”。而阳明则坚决主张恢复《大学》古本，认为古本自足，朱子的改动是画蛇添足，掩盖了圣学的真义。这表面是版本之争，实质是义理系统之争。

结语：诠释背后的时代与思想史意义
中晚明这场围绕《大学》的诠释权之争，绝非简单的经学考据之争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与思想解放运动。它反映了在明代政治僵化、科举制度日益形式化的背景下，知识分子对精神出路的迫切探寻。

朱子学提供了秩序并然的宇宙和严谨的修身方法，但其庞大的体系在现实中容易流于教条与僵化。阳明学则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直指本心，打破了外在权威的束缚，唤醒了个体的道德自觉与能动性，为晚明蓬勃的思想活力（如泰州学派）和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思潮奠定了哲学基础。

然而，阳明学“致良知”的简易直截，在流传中也确实产生了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的弊端，这又引发了明末清初学者们的反思，并最终促成了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学术转向。

因此，一部《大学》的诠释史，半部中晚明思想史。朱子与阳明的辩争，共同塑造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，其关于“心与理”、“知与行”、“主体与客体”的深刻思考，至今仍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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